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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中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Resume)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华生实验室或者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者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验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是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本领)才是各个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个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实实在在干事情的人。硅谷几十年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能干具体事情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是已经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很多人向我抱怨过谷歌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谷歌更相信自己的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所以,在招人的时侯,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的一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谷歌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谷歌要考和他的学生考的类似的题目,他反而没有考过,虽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基金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谷歌和Ebay以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使得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使得硅谷的公司能更多地吸收新鲜血液,充满了活力。在斯坦福读在职博士的硅谷员工通常比刚刚本科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到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因为一方面他们有工业界的经历,知道哪些课题今后对自己帮助大,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靠教授的助学金生活,他们更看重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水平而不是他们手上的钱。(对于没钱的刚毕业的学生,常常要为了争取奖学金而牺牲自己的兴趣。)世界各国的博士生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花了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的课题毕业以后可能没有用途,因为博士生不完全有选择课题的自由,有时也太不了解学校以外的社会。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在硅谷工作过的博士学生一般不存在。这使得斯坦福高级人才培养的效果非常好。3COM公司虽然搞出了微机局域网,但是该公司目标不明确,它从网络适配器、网络服务器到网络操作系统都做。这也许是因为它创立于八十年代初,那时IT行业最挣钱的还是硬件,所以3COM公司实际是以硬件为主,软件为辅。即使当它在网络上失败以后,它仍然习惯性地以硬件为主,买下了生产掌上个人助理系统PalmPilot的母公司USRobotics。由于以太网的标准是公开的,它的适配器没有什么难做的,谁都可以做。而以太网的网络服务器实际上就是一个高端PC,任何PC厂商都可以做,因此,在3COM公司出现后,各种兼容的网卡和网络服务器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微机局域网市场像微机市场一样混乱而且竞争激烈。其实,微机局域网中最关键的技术是网络操作系统。在这方面也需要一个类似微软的公司来统一它,Novell公司便应运而生了。澳门网络现金赌场官方自仙童以后,在旧金山湾区诞生了许许多多的半导体公司,包括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旧金山湾区从此赢得了硅谷之名。直到八十年代,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一直是硅谷的支柱产业,其中著名的半导体公司还有国家半导体和Maxim等公司,而中小公司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在九十年代前,硅谷著名的大公司有:惠普,英特尔,Sun,SGI,IBM(Almaden),甲骨文(Oracle),苹果,3Com,Seagate,AMD,国家半导体(NationalSemiconductor)。其中只有Oracle是以计算机软件和服务为主的公司,IBM的Almaden实验室基本上是一半软件(DB2)一半硬件(存储设备),其余都是半导体公司或者计算机硬件公司。这段时间可以称得上是硅谷半导体公司的黄金时代。

澳门网络现金赌场官方从斯坦福大学孵化出的高科技公司首推太阳公司(SunMicrosystems),它也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并直接与中国政府开展技术合作的计算机公司。在2001年的高峰期,太阳公司在全球拥有五万雇员,市值超过两千亿美元,不仅是它今天市值的三十多倍,而且远远超过今天市值排名第二的Google的一千七百亿美元、和排名第三的IBM的一千六百亿美元。它的办公面积超过五十个足球场(四十五万平方米),并且还有十几个足球场大小的办公楼正在建设中。太阳公司不仅打败了包括IBM在内的全部工作站(WorkStation)和小型机(MiniComputer)公司,而且依靠它的Solaris(一种Unix)和风靡世界的Java程序语言,成为在操作系统上最有可能挑战微软的公司。太阳公司不乏能人,它不仅为Google培养了CEO埃里克.施密特和首任工程部副总裁韦恩.罗森(WayneRosen),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今天Google工程部门的基础。作为移动通信的领导者,摩托罗拉自然地垄断了第一代移动通信市场。第一代移动通信是基于模拟信号的,天线技术和模拟信号处理技术的水平决定了产品的好坏。而产品的外观式样根本不用考虑。在技术方面,没有公司能挑战摩托罗拉。因此,摩托罗拉的手机虽然卖的贵(那时在中国一个好的手机要两万元),仍然占领了世界百分之七十的市场。其它公司要想和摩托罗拉竞争,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Google研究院主任、美国计算机协会(ACM)资深会员(Fellow,中文有些地方翻译成会士)、人工智能专家彼得·诺威格博士(PeterNorvig)讲,当一个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后,就无法再使市场占有率翻番了。这几乎是任何人都懂的大白话,但是却道出了许多跨国公司兴衰的根源。

在斯坦福读在职博士的硅谷员工通常比刚刚本科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到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因为一方面他们有工业界的经历,知道哪些课题今后对自己帮助大,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靠教授的助学金生活,他们更看重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水平而不是他们手上的钱。(对于没钱的刚毕业的学生,常常要为了争取奖学金而牺牲自己的兴趣。)世界各国的博士生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花了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的课题毕业以后可能没有用途,因为博士生不完全有选择课题的自由,有时也太不了解学校以外的社会。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在硅谷工作过的博士学生一般不存在。这使得斯坦福高级人才培养的效果非常好。风投由于是高风险的,自然要追求高回报。每当创业者向我介绍他们的发明时,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保证把一块钱变成五十块”。虽然风险投资最终的回报远没有几十倍,但是,投资者每一次投资都会把回报率定在几十倍以上(上面那个手机软件显然达不到几十倍的回报)。因此我这第一句话通常就难倒了一多半创业者。大部分人听到这句话的反应是:“要这么高的回报?是否太贪了?两年有个三五倍不就不错了吗?”一般传统的投资几年有个三五倍的回报确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由于风投失败的可能性太大,它必须把回报率定得非常高才能收回整体投资。据我一位做风投的朋友讲,红杉风投当年投资Google的那轮风投基金高达十几亿美元,只有Google一家投资成功了,如果Google的回报率在一百以下,整轮基金仍是亏损的。从另一方面看,对风投来讲几十倍的投资回报是完全可及的。五十年代早期风投AR&DC投资DEC,回报是五千倍(,000到5,000,000),KPCB和红杉风投投资Google是五百倍(一千万到五十亿美元),而Google的第一个天使投资人安迪.贝克托森的回报超过万倍(十万美元到今天的十五亿美元)。创办一家生物公司要比一般的IT公司更难,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US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简称FDA)的限制,使得一项生物科技的发明很难在短时间即几年内变成产品和利润。所以,创办生物公司投入大、周期长。但是,在冒险家乐园的硅谷,仍然有很多人坚韧不拔地在生物科技领域艰苦地创业,它们中间不乏成功者。最典型的就是基因科技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一九七五年,早期,它依托于旧金山加大医学院,专门研究和生产抗癌药品比如Avastin和Rituxan。今天基因科技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药品公司,有一万多名员工,包括无数杰出的科学家,市值达八百亿美元。并且,在Google以前,它是全美最好的雇主。澳门网络现金赌场官方我通常把科技进步和新的商业模式分成进化(Evolution)和革命(Revolution)两种,虽然它们的英文单词只差一个字母,意义可差远了。创业必须要有革命性的技术或者革命性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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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十年代末,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高质量喷墨相机的市场迅速增长,但是由于有佳能和爱普生等日本公司加入竞争,喷墨打印机的利润被大大压缩了。一台高质量的彩色喷墨打印机本身的价格不过一百美元上下。因此,靠卖打印机显然挣不了几个钱。惠普最初将打印机墨盒的价钱定的很高,一套墨盒大约是打印机价钱的一半。这便是吉列通过刮胡子刀架挣刀片钱的做法。但是,惠普的墨盒和吉列的刀片有个很大的区别。刮胡子刀片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吉列的刀片比廉价低质量的确实好不少,而且刮胡子刀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它的马虎不得,用一个劣质刀片刮破脸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因此,大众会首选吉列刀片。打印机墨盒则不同,惠普的墨盒本身就是由中国的OEM厂生产的,它和兼容的墨盒在使用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价钱上却差出了五到十倍,因此很多人不去买惠普所谓的原装墨盒而使用兼容的。后来惠普禁止兼容墨盒的出售,但是佳能和爱普生没有禁止,于是人们干脆连惠普的打印机也不买了。在喷墨打印机刚出来时,惠普是统治这个市场,而现在,虽然它还是这个领域最大的厂商,但是在世界的份额只剩下百分之四十几了。摩尔定理给所有的计算机消费者带来一个希望,如果我今天嫌计算机太贵买不起,那么我等十八个月就可以用一半的价钱来买。要真是这样简单的话,计算机的销售量就上不去了。需要买计算机的人会多等几个月,已经有计算机的人也没有动力更新计算机。其它的IT产品也是如此。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过程非常不顺利。斯坦福开课的两年后,老斯坦福与世长辞了,整个经营和管理大学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遗孀简-斯坦福的身上。当时整个美国经济情况不好,斯坦福夫妇的财产被冻结了。(我估计要么当时美国财产法关于信托财产方面不健全,要么斯坦福夫妇没有把他们的财产转到自己信托LivingTrust下面。这种情况现在在美国不会发生)校长乔丹(Jordan)和学校其他顾问建议简-斯坦福关掉斯坦福大学,至少等危机过去再说。这时,简-斯坦福才想到她丈夫身前买了一笔人寿保险,她可以从中每年获得一万美元的年金。这一万美元大抵相当于她以前贵族式生活的开销。简-斯坦福立即开始省吃俭用,将她家里原来的十七个管家和仆人减少到三个,每年的开销减少到三百五十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学教授一家的生活费。她将剩余的近万元全部交给了校长乔丹用于维持学校的运转。从斯坦福夫人身上我们看到一位真正慈善家的美德。慈善不是在富有以后拿出自己的闲钱来沽名钓誉,更不是以此来为自己做软广告,慈善是在自己哪怕也很困难的时候都在帮助社会的一种善行。当然,华为近期还不可能动摇思科的根本。这一两年得益于以互联网公司的兴起,已经走出了2001年的谷底销售直线上升。这里,我们在一次看到安迪-比尔定理的作用。在互联网行业,服务型公司谷歌和雅虎等会先起步,然后带动网络设备公司的业绩。从股票表现看,从2003年到去年,谷歌的股票率先增长,思科和Juniper公司有个滞后,从去年起开始恢复。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思科的股票走势和谷歌吻合的非常好。

除了绿色能源外,KPCB主要的投资集中在IT和生命科学领域。在IT领域,KPCB将重点放在下面六个方向:管理风投基金的风投公司本身也是个LLC,其最高管理者就是风投公司的合伙人了(Partner)。风投公司本身不会有什么CEO、总裁之类的头衔(有这些头衔的风投公司一定是冒牌货),风投公司的合伙人不仅在风投公司内部地位崇高,而且在科技界呼风唤雨,比如KPCB的合伙人约翰?多尔就是Google、太阳、亚马逊等多家上市公司和更多未上市公司的董事。在风投刚刚进入中国时,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在一次风险投资研讨会上,来了很多公司的CEO、总裁等“贵宾”,礼仪小姐一看这些人的职务,便把他们请到前排入座。后来来了一位客人,礼仪小姐一打听是什么合伙人,便把他安排到后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就座。这位合伙人没说什么就在后排坐下了。结果那些CEO和总裁们看他坐到了最后,谁都不敢往前面坐了,因为这些CEO和总裁们所在的公司都是他投资的,而他们的职位也是他任命的。由此可见风投合伙人在业界的影响。澳门网络现金赌场官方即使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意义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格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其它研究项目,即使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的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当教授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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