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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通过Google的例子来看一看科技公司达到饱和状态是多么的快。在山景城Google总部四十二号大楼二楼的墙上有一张一米高、几米宽的大图,它是参观Google必看的一景。图上画的是从1999年以来到2004年Google上市时为止Google搜索流量的增长。那是一张非常漂亮的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曲线。图上横向是时间,纵向是搜索量。从1999年到2000年,搜索量增加了十倍,曲线的顶部就要突破了纸的高度,因此不得不将曲线的比例缩小十倍。但是,很快,几个月翻一番的增长速度又使得曲线不得不此按比例再缩小十倍,如此几次,直到2004年Google上市后不能再公开自己的流量为止。一般来讲,公司会卖出利润率低的、对自己没有用的,前景不好的部门并买进对公司长远发展有帮助的公司,比如郭士纳领导下的IBM就是这样。但是,惠普接下来的发展史上最大的两次拆分和并购,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此科技界和华尔街至今很有争议。而这两次交易都和惠普的前任CEO凯丽.菲奥莉娜有关。事后诸葛亮的人对她领导公司的能力很是怀疑。实际上,第一次公司重组,即将赖以起家的仪器部门(即现在的安捷伦公司)剥离上市,并不是菲奥莉娜决定的,因为董事会在她来惠普以前就做决定了。但是由于是菲奥莉娜实施的,因此很多人把这笔帐记到了她的头上。第二次是和江河日下而且亏损的康柏公司合并,这件事是菲奥莉娜在包括休伊特家族和派克特家族在内诸多反对声中促成的。我个人认为第一次剥离安捷伦现在看来并不错,因为事实证明安捷伦发展的不好,但是和康柏合并必要性不大。反摩尔定理同时使得新兴的小公司有可能在发展新技术方面和大公司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小公司办得成功,可以像Amati那样被大公司并购(这对创始人、投资者以及所有的员工都是件好事)。甚至它们也有可能取代原有大公司在各自领域中的地位。例如,在通信芯片设计上,广通(BroadCom)和Marvell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原来的朗讯的半导体部门,甚至是英特尔公司在相应领域的业务。信誉好的澳门赌钱网站太阳公司的位置非常像微机争霸战中的苹果公司。它有自己成套的硬件和操作系统,但是它缺乏应用软件。太阳的StarOffice至今恐怕除了它自己没有其它象样的公司在使用。而微软只做软件,而且只做操作系统(WindowsNT),数据库SQLServer和办公软件(Office)等少数但同时是至关重要的软件。这三种软件是一个企业必不可少的。

信誉好的澳门赌钱网站在通信领域,规则比技术更有利于一个公司占领市场。随着奥运会的召开和苹果第二代电话iPhone的推出,第三代手机又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主导第三代手机技术的公司不是热门的iPhone制造商苹果公司,也不是今天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而是曝光率并不高的高通公司(QualComm)。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通公司是第三代手机和无线通信的规则制定者。虽然第三代无线通信的技术CDMA早在越战时就为美军使用,并且全世界掌握该技术的人非常多,但是将CDMA用于手机通信的最早解决方案(CDMA2000)是由高通公司提出的。CDMA2000很快便成为了国际标准。高通公司通过专利保护几乎堵死了任何绕过其专利的解决方案,进而达到了主导3G手机市场的目的。高通公司做事一向很霸道,专利费极其昂贵,它向每一个手机收四到八美元,超过一部手机所有芯片能带来的利润。这就逼着日本、欧洲和中国不得不搞出了自己的CDMA标准WCDMA(日本和欧洲)和TD-SCDMA(中国)(后来美国又加进了一个WiMax,这样全球共四个标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认为WiMax属于第四代4G的标准)。这些后来的标准在技术上超过了高通公司的CDMA2000解决方案。但是,整个3G市场仍然被高通抢了先机。一方面,高通的CDMA2000以两倍于WCDMA的速度发展,另一方面高通公司在WCDMA中抢占了专利总数的大约30%,而且是最关键的专利(具体数字不是很准确,大致在这个范围)。欧洲以诺基亚公司为首的工业界也拥有大量WCDMA的专利,它们联合了高通公司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BroadCom)试图挑战高通的权威。高通公司采用擒贼擒王的办法先制住诺基亚,和后者打了很多年专利官司。最后,高通公司威胁不再做WCDMA的芯片,这样它将以WCDMA专利的净拥有者身份阻止诺基亚进入3G市场。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但是高通公司输得起,因为它已经拥有了很大的3G市场,而诺基亚既不能绕过高通公司的专利进入3G市场,也不能从此放弃3G这个新兴的市场,它根本输不起。结果诺基亚不得不低头,今年七月二十五日,两家公司达成和解,高通公司将专利费做了下调。即使下调后,诺基亚仍将支付给高通公司巨额的专利费(细节没有公布,据估计诺基亚在今后十五年内,每部手机仍将付给高通几美元),高通公司从此将在WCDMA市场上唱主角。当天原本是高通公司公布业绩的日子,高通公司临时通知媒体业绩公布时间将推迟几小时,敏感的华尔街已经感觉到高通公司很可能搞定了诺基亚,股价在盘后大幅上涨。果然,几个小时后高通公司公布业绩时宣布了这个好消息,股价猛涨了近20%。而它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的股价则一落千丈,标志着整个行业挑战高通的失败。虽然在欧洲、日本和中国,各自的手机厂家和运营商占有先天之利,但是其3G无线通信至今依然在高通公司的阴影下运作,因为后者的标准已经成为行业普遍遵守的规则。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数千亿人民币扶植自己的标准,但现在看来阻止高通主导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政府进行强制性干预,高通公司制定的3G的游戏规则将越来越强化。在微机处理器领域英特尔是老大,以前的老二摩托罗拉已经被英特尔逐出了微机处理器行业,现在由AMD坐第二把交椅。虽然AMD偶尔能从英特尔手里抢一些市场份额,但是基本上是在英特尔的阴影下发展,它的产品必须和英特尔兼容。这是华尔街对AMD总体并不看好的主要原因。由于在这个领域一个公司必须有足够的销量才能立住脚,因此现在连第三家做处理器的公司都没有了,一群小的半导体公司都在围着英特尔转,做微机里各种各样的其它芯片。在这个领域,英特尔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任何一个公司都无法抛开英特尔自己另搞一套,否则便是自寻灭亡。1994年,投资网景四百万美元获得其25%的股权,回报250倍(以网景公司卖给美国在线的价钱计算);-

创新是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障,这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都懂得的道理。很多国家都投了大量的资金建造自己类似硅谷的科技园,以鼓励创新,但鲜有成功的。主要是因为其它地方很难再复制硅谷的天时(二战后IT工业的发展)、地利(背靠斯坦福和伯克利)和人和。而这其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它就是在硅谷发展起来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这是硅谷在全世界最特殊的地方,并充分保障了创新。在生产关系中,在以科技为主的行业,生产资料的作用微乎其微,像微软和Google这样的公司,除去现金后,资产占不到市值的十分之一。那么人的作用就是关键,具体讲就是利润的分配方式和人与人的关系。科技公司的期权制保证了各级雇员除了工资以外,可以从公司的利润中分到一杯羹。因此,他们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硅谷科技公司(包括基因科技等生物公司)在上市前,一般员工的股权可以占到公司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也就是说像Google、英特尔和思科这样规模的公司,每家都有几十亿美元的财富掌握在员工手中。员工从股票上的收益可以大于自己的工资,这就是大家拼命干活的动力。在人与人、雇员与雇主的关系上,硅谷的环境是对发挥员工创造性最有利的。公司内上下级之间虽然有等级的差异但是彼此是互相尊重的。(有些时候,一个优秀员工的级别和收入可能比他的直接上级还要高。)这样大家在一起共事就会觉得相对“舒服”一些,每个人都容易安心做好份内的事,而不是必须勾心斗角往上爬。硅谷的基因科技和Google在最近的好几年中,被评为全美国最适合工作的公司。硅谷公司对员工的约束也很宽松,一般不会阻止员工跳槽,更不会因此打官司。甚至当员工利用职务之便搞发明创造(只要不是偷技术)然后出去创业,硅谷公司(包括各研究所)也不会像美国其它地方公司追究得那么厉害的,而一般采用入股的方式做到双赢。思科创始人和斯坦福之间就是这样解决了知识产权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硅谷的主流生产关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也正是保障了硅谷的创造力长盛不衰的原因。这时,投资者的股份已占到44%,和创始人相对,即拥有了一半左右的控制权。又过了两年,该公司开始盈利,并在高盛的帮助下增发六百万股,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时原始股定价每股25美元。这样,一个科技公司在VC的帮助下便创办成功了。上市后,该公司总市值大约七亿五千万美元。该公司股权如下:Google(谷歌)的CEO埃里克?施密特在一次采访中指出,如果你反过来看摩尔定理,一个IT公司如果今天和十八个月前卖掉同样多的、同样的产品,它的营业额就要降一半。IT界把它称为反摩尔定理。反摩尔定理对于所有的IT公司来讲,都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一个IT公司花了同样的劳动,却只得到以前一半的收入。反摩尔定理逼着所有的硬件设备公司必须赶上摩尔定理规定的更新速度。事实上,所有的硬件和设备生产厂活得都是非常辛苦的。下表中列举了各个领域最大的公司今天的股值和他们最高值地比例。信誉好的澳门赌钱网站横向扩展是指产品一旦做出了,很容易低成本的复制并扩展到相关领域。微软的技术就很好横向扩展,一个软件做成了想复制多少份就复制多少份。太阳能光电转换的硅片就无法横向扩展,因为它要用到制造半导体芯片的设备,成本很高,而且不可能无限制扩大规模,因为全世界半导体制造的剩余能力有限。

摩托罗拉早在七、八年前就看到统一手机操作系统平台的重要性。十年前,摩托罗拉和所有手机厂家的每一款手机都有自己独特的硬件和软件,开发工作重复性很高,手机应用程序之间也互不兼容。摩托罗拉试图打造一个通用的操作系统作为它今后手机开发的统一的平台。这个想法本来不错,但是摩托罗拉选错了平台,选中了Java。它从太阳公司请来了一位主管Java开发的副总裁主管手机通用操作系统的开发,同时摩托罗拉公司雇佣很多Java工程师来开发这个平台。但是,Java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先天不足,就是速度太慢。2004年,该平台原型开发出来时,公司发现其速度只有实时速度的几分之一,即使硬件速度按照摩尔定理预测的速度增长,这个操作系统在几年内也无法实现实时。因此摩托罗拉不得不放弃该平台。此后,摩托罗拉又试图开发基于Linux的通用平台,但是由于内耗,进展也不顺利。而此时,AndyRobin的小团队已经在Linux手机平台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这个团队不久便被Google收购,成为今天全世界开源的手机平台Android的原型。摩托罗拉由于执行力不足,终于失去了统一手机操作系统平台的最佳机会。在第一个领域,惠普有技术上的优势,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日本公司,后者追赶得很快,而且日本的产品在价格有优势。这个领域发展平稳,利润率稳定,但是市场规模不大,因此,卖掉它顺理成章。医疗仪器这个行业利润丰厚,由于门槛很高,新的公司很难进入,因此相对竞争不是很激烈,惠普在全世界真正的对手只有通用电器(GE)一家。(在核磁共振上,德国和日本的公司在品质上比美国公司的要差一些。)但是成长不是很快,尤其是新的技术和设备都要经过FDA认证才能生产销售,因此研发周期极长。从情理上讲,惠普应该保留这个利润丰厚的部门,因为历来公司都是剥离利润低的部门而保留利润高的。但是,GE这个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对手,上百年来,它是世界上少有的常青树,而它的核磁共振机是惠普永远无法超越的。因此,惠普把它的医疗仪器部门分出去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决定。事实证明,今天的安捷伦确实无法赶超GE的医疗仪器部门。留心各大公司图标(Logo)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几乎所有大公司的图标和名称字体都是一种简单的颜色设计,尤其是在二十年前。至今很少有公司像Google那样使用明暗分明的彩色图标。我的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彩色印刷比单色(和套色,比如普通黑字套蓝色)印刷要贵得多,公司初办,必须本着能省一点是一点的原则,如果一个公司所有的文件和名片都采用彩色印刷,办公成本将增加;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所有的传真机和绝大部分复印件都是黑白的,印有彩色图标的公司传真不仅不可能像原来彩色的那样好看,而且有些颜色可能还印不清楚。这样不仅让商业伙伴感到糊涂,还不容易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他告诉我,很多年轻的创始人喜欢为自己公司设计漂亮的彩色图标,实际宣传效果并不好。比如下面一个漂亮的彩色图标:这些公司里面大大小小的人在外人看来都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虽然对于一个公司来讲,赶上一次浪潮不能保证它长盛不衰;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一生赶上这样一次浪潮就足够了。对于一个弄潮的年轻人来讲,最幸运的莫过于赶上一波大潮。要预测未来是很难的,但是看看过去和现在,我们也许能悟出一些道理。我愿意借谷歌黑板报的空间,将我这些年来看到的和听到的人和事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我会谈一谈我对每次浪潮的看法,对上述每个公司的看法,以及对其中关键人物的认识。在极度商业化的今天,科技的进步和商机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也要提到间接影响到科技浪潮的风险投资公司,诸如KPCB和红杉风投(Sequoia)以及百年来为科技捧场的投资银行,例如高盛(GoldmanSachs)等等。

在我个人看来,小华生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不是将IBM变成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而是将计算机从政府部门和军方推广到民间,将它的功能由科学计算变成商用。这两条使得计算机得以在公司、学校和各种组织机构中普及起来。十几年前,当计算机在中国还不很普及时,如果做一次民意调查计算机是干什么的?我想,八九成的被调查者都会认为计算机是用于科学计算的。而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的题目需要计算。如果将计算机局限于科学计算,它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普及。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计算机可以单纯用于存储信息、处理表格和文字、编辑和打印文章。但是在五十年前,能够看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小华生看到了这一点,这一方面是他天才的地方,另一方面是IBM长期制造表格处理机械的公司,了解这方面的需求。马可尼里非常重视研发,太阳公司先后开发出Sparc系列处理器和工作站、Solaris操作系统,这些产品为太阳公司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但是太阳公司最有意义的发明是至今没有给太阳公司带来什么经济效益的Java程序语言。太阳公司第三个遗憾之处就是没有能将Java间接地转化成利润。在硅谷的人,不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业者,已经习惯了这种快速的产业变迁,人们不断在寻找着下一个思科、下一个Google。其实,硅谷的创新并不局限于IT领域。生物科技无疑是硅谷另一个亮点。今天的硅谷,也是世界上新兴生物公司最集中的地方。硅谷拥有美国前十名的医学院中的两所——旧金山加大医学院和斯坦福医学院,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化学系伯克利加大化学系。再加上充足的风投资金,便为创办生物和医药公司创造了条件。当然,硅谷人的创业热情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否则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周围应该有很多的生物公司才对。当一个小公司成功上市后,股票能涨上去的又只有百分之二到三。大部分公司上市后股价平平,甚至不如上市价(即在中国常说的原始股价)。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两年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两家很不错的半导体公司,中星微电子和展讯现在的价钱都不到上市时的一半。就连世界上最大的私募基金(PrivateEquity)公司黑石(BlackStone),上市半年后的股价也只有上市时的一半(用中国股民的话讲叫跌穿发行价)。更糟糕的情况是上市不久因无法持续盈利或者达不到预期盈利,就不得不再下市,或者被私募基金买掉。比如著名的硬盘制造商Seagate和美国最大的网上旅行社Om。其实,中国现在如日中天的网易公司,也曾经被Nasdaq勒令下市。根据美国证监会的规定,一个公司上市后员工(包括创始人自己)的股票在180天以后才能卖。因此,一个公司上市180天后,股价会大跌,因为员工能卖股票使得该公司股票可能供大于求。因此,通过创业成功能发大财的人终究是极少数。

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到圣荷西市(SanJose)之间,围绕着旧金山海湾有几十公里长,几公里宽的峡谷,通常称为硅谷。(在图中绿线圈出来的部分)那里之所以叫硅谷并不是因为它生产硅,而是它有很多是使用硅的半导体公司,包括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公司。全世界一大半的计算机都是用它的中央处理器(CPU),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很少有公司可以匹敌的。我们在上一章介绍了摩尔定理和安迪-盖茨定理,其中摩尔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而安迪.格罗夫是第四个加入英特尔并把英特尔公司真正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的CEO。今天,英特尔已经有近十万人,年产值达三百六十亿美元,市值高达一千四百亿美元。三十多年来,英特尔公司成功的关键首先是搭上了个人电脑革命的浪潮,尤其是有微软这个强势的伙伴;第二,它三十年来严格按照它的创始人预言的惊人的高速度在为全世界PC机用户提高着处理器的性能,用它自己的话讲,它给了每台微机一个奔腾的芯。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NSF、DARPA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信誉好的澳门赌钱网站接下来,他对公司的一些机构和制度进行改革。首先,他不声不响地将分出去的一些服务公司买回来(那时IBM快破产了,美国政府不反对它将服务公司买回来),然后将IBM的硬件制造、软件开发和服务合成一体。对比几乎同时代AT&T将公司拆分的做法,郭士纳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目的是打造一只IT服务业的航空母舰。在公司内部,它引入竞争机制,一个项目可能有多个组背靠背地开发。为了防止互相拆台、加强合作,郭士纳将每个人的退休金和全公司的、而不是以前的各部门的效益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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